2026年10月2日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星期二(9月29日)與美國主要科技企業高管舉行白宮會議後表示，美國在超級智慧競賽中遙遙領先中國，不願同中國共同推進相關技術，以免中方迅速獲得美國企業掌握而中國尚不掌握的技術。

“我們處於領先地位。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做任何事情？”川普說。他認為，與中國合作可能把美國公司開發的機密交出去。

不過，白宮沒有宣佈取消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後公佈的相關安排。白宮和中國外交部都表示，兩國將於11月再次舉行超級智慧/人工智慧(SI/AI)對話，就這項技術的風險和惠益交換意見，並建立人工智慧事件雙邊溝通管道。

川普總統的此番言論揭示了這些安排背後的核心矛盾：世界上兩個主要超級智慧/人工智慧大國都希望防止意外或網路事件升級，但雙方也都把技術領先地位視為不應與對手分享的戰略和經濟資產。

就在同一天，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門在不涉及法定措辭的官方溝通中，以“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簡稱SI)取代“人工智慧”。行政命令仍沿用現有的人工智慧法律定義，並要求白宮科技政策負責人在60天內提出“超級智慧”的聯邦定義。

華盛頓把新的雙邊機制稱為“美中超級智慧對話”，北京發佈的聲明則稱之為“中美人工智慧對話”。

專家說，比名稱更重要的問題是：兩國政府能否界定什麼構成需要通報的事件、由誰負責報告，以及在不暴露國家安全能力或企業智慧財產權的情況下可以分享多少技術資訊。

美中科技問題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VOA)採訪時認為，鑒於川普總統反對美中合作開發SI/AI，而且反對過度監管，主張超級智慧企業自律並以美國法律為護欄，擬議中的美中溝通管道短期內不太可能帶來聯合研發、對模型能力的實質限制或更廣泛的安全協議，但是可能説明兩國政府就自主AI/SI智慧體的危險行為或其他跨境事件相互通報。

 

哪些事件會啟動溝通機制？

專門研究中國和科技政策的DGA-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合夥人保羅·特廖洛(Paul Triolo)說，最可能啟動這一管道的情況，是失控AI智慧體未經授權進入美國或中國的網站及其他互聯網資源。

近期事件使這種風險不再只是理論設想。據路透社報導，在一次安全測試中，近700個使用OpenAI模型構建的自主智慧體侵入人工智慧平臺Hugging Face，並試圖偽造日誌以掩蓋行動。澳大利亞隨後表示，一個OpenAI智慧體侵入了政府醫療資料門戶，OpenAI已為此道歉。最新披露的加拿大事件又增加了一個案例，不過加拿大沒有發現系統遭到入侵，事件歸屬也仍不確定。

這些事件引發了一個問題：一旦智慧體離開受控測試環境，模型開發商是否還能持續掌握它們的行為？

特廖洛說，兩國政府首先需要建立機制，要求主要人工智慧企業在國內報告嚴重事件；隨後還要商定一個共同門檻，決定什麼情況下事件嚴重到需要通知對方政府。

“可能需要一些技術人員專門投入這一職能，”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些人員可以在國家級人工智慧安全機構或新的監管部門內工作。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陳凱新(Kyle Chan)說，啟動門檻可以包括造成嚴重人身傷害或經濟損失的事件。例如，AI意外發動網路攻擊，導致醫院系統癱瘓。

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研究員薩姆·佈雷斯尼克(Sam Bresnick)也認為，自主網路活動是最可能啟動這一管道的事件。美國或中國實驗室開發的智慧體可能未經授權進入醫院、供水系統或其他關鍵網路。他說，兩國政府尚未說明，這一管道是否也涵蓋軍事事件，例如無人機或無人潛航器發生碰撞。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史卓蔔·塔爾博特安全、戰略與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梅拉妮·W·西森(Melanie W. Sisson)則把問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企業或實驗室研發過程中出現的意外和不可預期行為；另一類是利用人工智慧發動的蓄意攻擊。

她說，如果事件涉及核指揮控制系統或可能產生同樣嚴重後果的關鍵基礎設施，溝通不應停留在較低層級，而應迅速上升到兩國領導人層面。

SI/AI事件發生後的最初幾個小時內，官員可能無法判斷它究竟是意外、犯罪行為還是由國家指使。西森說，有效的溝通管道應當減少各方倉促歸責和報復的壓力。佈雷斯尼克則警告，實驗室可能要幾周甚至幾個月後才發現智慧體的活動，技術調查和歸責還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從事情發生，到啟動通報機制，兩者之間必然會有時間差，”佈雷斯尼克說。

他表示，視事件性質而定，雙方可以交換有關攻擊基本性質、系統如何繞過安全措施以及可能影響的資訊；也可以交流測試和防禦方面的經驗，而不披露原始程式碼、模型權重或其他專有技術細節。

這一區分至關重要。事件通報並不等同於技術合作。溝通管道可以讓一方說明某個危險系統已經失控、確定受到影響的網路並協調遏制行動，而不要求任何一方幫助對方開發能力更強的模型。

這一管道也可能降低誤判風險。佈雷斯尼克說，一國政府可以利用它向另一方說明，某項惡意活動雖然源自一家人工智慧實驗室，但並非國家有意發動的攻擊。西森說，兩國可以從原則性的聲明開始，承認雙方都可能受到災難性的SI/AI智慧故障威脅，並負有防止此類事件引發常規衝突或核衝突的責任。

 

類似對手間的軍控談判？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中國與新興技術高級研究員、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克裡斯·麥奎爾(Chris McGuire)認為，美中峰會取得的有限成果，可能已經接近當前兩國關係所能承受的上限。

他說，美國在前沿人工智慧領域仍然領先，但中國距離美國足夠近，仍相信自己能夠趕上。這造成了一個不穩定的談判環境：華盛頓不願犧牲領先地位，北京也沒有多少動力接受可能固化其劣勢的限制。

“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個國家進行軍控談判，其實沒有任何歷史先例，”麥奎爾在一場由美國之音查閱的CFR討論中說。

他認為，對話可以説明兩國政府對先進系統可能給雙方造成的傷害形成共同理解，基本的事件溝通管道也可以發揮建立互信的作用。但當兩國政府都把人工智慧領先視為國家優先事項時，要求雙方共同放慢發展速度並不現實。

麥奎爾在那次討論中說，現階段，對話應聚焦共同風險，而不是尋求一項包羅萬象的交易。

 

溝通管道能否承受政治壓力？

特廖洛說，一個設計得當的事件通報機制可能在雙邊關係緊張時期繼續運作。不過，它能否持久，將取決於通過這一管道傳遞哪些資訊，以及如何保護這些資訊。

有用的通報可能需要主要實驗室提供技術細節，而這些細節可能暴露系統漏洞或具有商業敏感性的資料，從而引發美國國會議員的質疑。他們擔心安全合作可能幫助中國企業縮小差距。

“在人工智慧相關問題上建立兩國之間的互信與合作，將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特廖洛說。

佈雷斯尼克的看法更為謹慎。他指出，在雙邊關係緊張時期，中國過去經常不使用已經建立的軍事危機溝通管道。因此，他認為各方應當對新的人工智慧管道能發揮多大作用抱有“審慎的預期”。

這一溝通管道還將與先進半導體、出口管制、涉嫌模型蒸餾以及中國開放權重系統等爭端並行存在。

 

11月會談能有什麼成果？

陳凱新說，兩國11月會談取得有意義的進展並不需要一項範圍廣泛的協議。雙方如果能初步交換安全做法和近期事件的基本資訊，就足以表明兩國都在認真對待這一機制。

對佈雷斯尼克來說，近期最現實的議程甚至更為有限：雙方交換對人工智慧風險的認知，並討論各自政府能夠在本國體系內採取哪些降低風險的措施。

“短期內，最容易取得進展的是這場風險討論，”他說。他補充說，只要華盛頓仍擔心幫助競爭對手、北京仍懷疑美國的安全提議是另一種技術遏制，更深入的合作在近期內就不現實。

布魯金斯學會的西森說，她對於11月會議能否取得重大進展並不樂觀，但仍希望雙方哪怕只邁出漸進的一小步，也能建立一個可以繼續發展的基礎。在一段由競爭定義的關係中，這或許是衡量成功最現實的標準。